尊敬的沈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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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今天文学院蓬荜生辉，是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卫威老师做客智慧之光，来为我们开讲“抗战文艺文献发掘报告”。

今天是阳历的6月6日。8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2年的6月6日，中途岛海战结束，美军以1艘航空母舰的代价击沉4艘日军航空母舰，标志着太平洋战场的转折。7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4年的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带来了欧洲战场的形势转变。今天，我们邀请到沈老师在此重要的日子为我们讲授《抗战文艺文献发掘报告》，应时应景。因为在我们湖南师范大学的身后就是岳麓山，岳麓山上的长沙会战纪念碑，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部，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抗战阵亡将士，改名的忠烈祠，陆军第十军三次长沙会战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等等抗战的历史遗迹都昭示出当年那场战争的惨烈，也警醒着我们国耻勿忘。作为文学研究如何走入历史现场，沈老师此次讲座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径性的指示。

当然这也切实体现了沈老师学术研究一贯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浓烈的现实关怀。比如在温州大学演说“温籍学人档案的研究与"发见’”，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讲“抗战初期武汉文艺界背后的权力之争”，在武汉大学“闻一多讲坛”开讲“新发现闻一多、胡梦华档案文献释读”，在湖南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旧址发表“危机时刻大学南渡西迁的档案释读”。他的演说，既有学术性的旨趣，又有现实性的关怀。

同时，今天也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周礼》有云：“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民谚有语：“芒种不种，再种无用”，顾名思义，芒种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沈老师的讲座恰逢其时，也正是给我们湖南师大的学生播种学术良种的机会。也许，从此刻起，学术的种子在我们的学生中已经萌发，及时又切实的为我们做一学术个案的示范。

关于沈老师的研究，海报上已经展示出一部分，那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一部分，我跟在座的硕士和博士介绍一下。

沈老师的研究方向，在我看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传记写作，再一个是流派研究，第三个是档案发掘。

关于第一个研究方向传记写作，沈老师先后出版了《胡适传》《茅盾传》《吴宓传》《望南看北斗：高行健》，沈老师认为，“一部传记，不是一座人工雕塑、粉饰的纪念碑，而是一部灵魂的历史。在写作时，传记作者应触及传主人性光环的背面，即心中的阴影。”所以，有人评价说沈老师的“三本传记"复活’三个女性”，分别是胡适与曹诚英，茅盾与秦德君以及吴宓与毛彦文，给我们揭示现代文学大家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沈老师在意的不是传记背后的故事八卦，而是一个传主应该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尊重学术研究的真实。所以这就带出来沈老师传记写作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诚实”。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威尔斯强调：“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这种诚实除了史家所应有的秉笔直书的特点，还有其对传主的真实体验，从内心去把握和感知传主的情绪与情感，大有“文学比历史更真实”的精神诚实。所以带出来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一种精神的指向，那就是真实而自由。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里敦·斯特拉奇所强调的责任：“传记家的第一个责任是简洁，第二个责任是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在传记写作中，沈老师不虚美，不隐恶，实现的是自己学术的自由和灵魂的自由。

所以借由此而提出的是沈老师的第二个研究方向，那就是流派研究。沈老师的流派研究最早的即是胡适以及胡适派文人或自由主义文人的研究。由自由而保守，由保守而激进，这一现代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学思潮，成为沈老师的研究对象。而且，每每出手，必定引起涟漪的效应，从《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无地自由——胡适传》《胡适周围》到《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沈老师的胡适研究大有开风气之先。从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关注到保守主义的研究，而沈老师供职的南京大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重镇的学衡派，映入眼帘，一系列的《吴宓与<学衡>》《“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编年文事》等等，刮起了对保守主义者命运关注的思潮。当然，不可或缺的是沈老师对东北作家群的关注，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恰如其分的勾勒出出“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

第三个就是近七年以来沈老师的研究旨趣，那就是档案发掘：《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目前已出到40多集，大家可以关注系列公众号，融学术性、文学性和趣味性一体。今天沈老师讲的就是最新的一些档案文献材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言。

沈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特点，我也简单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总体而言，借用沈老师评价陈平原老师的话来说是“自家的学术史眼光与趣味”。其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脚述历史的学术写作方式。第二是浓烈的现实关怀和思想指向。第三个是奖掖后进，扶持新人。

脚述历史的学术写作方式是其打通各种学术研究框架和羁绊的方式。沈老师说，“脚下功夫是我写作传记的外在功力”。“我的学术研究靠的是腿上功夫，除了在图书馆看书、档案馆查资料，很大一部分时间还花在了外出寻访上。我写胡适、茅盾、吴宓这些民国人物，我就去追寻他们的足迹，到他们成长、生活过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有时候历经辛苦也一无所获，有的时候也会得到老天的眷顾，获得意外的惊喜。”还记得读书时，沈老师带我们去南京鼓楼医院寻找当年高行健被误诊的那个诊室，感受被误诊而改变命运的“风中芦苇”，在鸡鸣寺寻找学衡派诸子在豁蒙楼的行迹，带我们走进那个历史现场，感知历史的错位与命运的无常。缘何如此，在《“流亡学生”齐邦媛、王鼎钧对历史的见证》一文中似乎能找到一份答案，那就是“他们苦难的行吟之路，我是用和平的脚步丈量”。对历史命运背后人的关注，对当下现实的强烈体悟，才有了“脚述历史”的真谛。

学术研究的第二特点在大学系列研究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犹记沈老师带我们游历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时，在赛珍珠故居门前，盯着几棵大树说，大学之大，非大楼也，也非大师也，而是大树也。当然，此说的隐喻意义显而易见，大楼、大师都会凋零，而活的比人长久的大树，见证着历史的一切。在他的《大学之大》（2007）《大河之旁必有大城——现代思潮与人物》（2011）《民国大学的文脉》（2014）等“细节”历史的叙述中都有所体现。这不仅缘于沈老师工作生活在大学中，对于大学的观察细致入微，还得源于其对当下大学教育的体察与反思。借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第三个特点是奖掖后进、培养学生，注重文脉与学统的薪火相传，沈老师在《民国大学的文脉》一书中，重在对“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这一学术脉络的梳理，在“南大的文脉与学统”中，这种师承效应，也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程千帆先生在遗嘱的最后还专门提到：“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之于沈老师而言亦是如此。

沈老师在学生培养方面有自己的体系性思考。如在大学研究方面，湖南大学汤志辉的教会大学与现代文学研究、陕西师大童一菲的大学外文系与现代文学研究等都体现出沈老师现实关怀的特点。除此之外，沈老师组织学生系统性的研究民国四大副刊：南京理工的陈捷做的是《京报副刊》和《时事新报·学灯》的研究，山东大学史建国的〈民国日报·觉悟〉研究。后来又系统性组织学生研究文学城市：合肥学院崔璨的文学武汉、赣南师大的明飞龙做的文学昆明张勇、曾祥金的文学南京、西北大学赵林的文学杭州，国图的程天舒做的文学北平等等；还有延续沈老师传记写作方面特点的，如湖南大学汤志辉的陈梦家研究、西安交大曾祥金的熊佛西研究、江苏理工朱洪涛的顾颉刚研究、滁州学院孔刘辉的陈铨研究，山东大学史建国的陈衡哲研究，以及河南师范大学陈云昊的鲁迅研究等等，各具特色，百花齐放。近几年的档案研究，也蔚然形成一个手稿档案学派。这种师承与学脉，借用沈老师所言，那是走进遮蔽的林中空地，寻求自由无蔽的心灵。

六年前，我旁听沈老师的《中国现代思潮与人物》课。当时的初衷把沈老师作为学术的研究对象，写一篇关于沈老师学术研究特点的报告。后来因为沈老师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我自己学分修满，所以没有提交作业，今天这个讲座的引言，算是一份迟来的作业，向沈老师致敬，请沈老师批评。